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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未至，春已先来。门前的腊梅黄得像陈年老酒，衬着半夜无声的月色，又如年复一年的梦想——年关了，想一家团聚，于此格外馨香，醇酽。而屋头的春梅也在欢呼雀跃，陪着放了寒假四处疯跑等过年的孩子或红或绿。
过年是值得一等的。
我也在等，等我的孩子从大学里放寒假回家。她的假期已经很迟了，因为她不再是学生，而是老师。
我是站在新居的楼前等春节的。因为刚刚搬了家，我女儿还没有这新楼的钥匙，我就早早站在新居门前等她，姑且做一把老家的钥匙吧。
为她开门，我想还得问候这一千里路程的平安。就用方言吧，还得问候这一年的时间，岁月匆匆，我们隔得远呢。但这家伙不会跟我说什么普通话吧，更不会把大学课堂里那劳什子日本语塞进我耳朵吧。故乡或者年关，应该只在方言里。比如今天，在腊梅春梅里的等候就应该是方言的等候；比如女儿一再说回家过年一定要吃这样或那样，也都应该是方言的滋味。这些年关，换一种言语应该说不出地道的滋味。
我这样想着，就有人向我挥手，说，“嗨——”
唉，果然。这一声“嗨”虽然亲切，却不是我所盼望的乡音，亲切是不是要打些折扣呢。
这让我想起三十年前……
当年我也在外地求学，只不过就在本省，距离没有千里之遥，但离乡背井的时间也是年复一年的。每当腊月年关，也总要急匆匆踏着风雪，听着长江呜呜的汽笛回望故里。因为我知道，拄着拐杖的娘亲已在老家，在吴家破屋那老屋门口，在那棵木梓树早已落叶的村头等着我。从父亲竖行的书信里早已简洁地知道，母亲为我准备了什么吃食，给我留着些什么稀罕之物。比如某年，父亲说，你舅舅给了一瓶香油，你娘一直舍不得吃；比如某年，父亲说，那只大公鸡红艳艳的尾巴已经比板凳还高，但母亲一定要留着；比如某年，父亲说，我们终于可以自己杀一头猪过年了……
1980年代的农村，刚刚从磨洋工的人民公社转入包产到户，我父亲母亲我的堂叔以及乡亲们都急匆匆走在从缺吃少穿到丰衣足食的幸福大道上。我知道，那一瓶香油应该是家里唯一的一瓶香油，舍不得吃，那就是留给年关的礼物，也是留给我的礼物。爹娘只能这样鼓励我读书，鼓励我发奋图强。
因此，当我大学毕业，我就奔着老娘的拐杖而去——回到故里，不再离开。
而我年关的理想，不再是从县城拎一袋礼物回家看看，让我老娘继续拄着拐杖站在老屋门口等我，我希望在小县城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将他们接来颐养天年。因此，当我终于可以搬出学校教师宿舍，终于有了自己的套房，就急匆匆把他们接来了。但父亲只住了一夜就坚持要回乡下——他说，那咣当咣当的防盗门让他想起九成畈的监狱。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个桀骜的农夫桀骜的代价。而我娘却在监狱之外带着我奶奶穿越漫长的饥荒。
那时的年关还不是我的年关。但每一个年关都应该是发愤图强的年关。后来，我又希望有一处带院落的小楼，这样才可以安顿我那对防盗铁门过敏过激的老父。直到199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父亲跟我一起在这样的房子里头尾住了十四年，而母亲则住了十六年。这些年关是我有生以来最温馨的年关，因为可以在自己家里向年迈的爹娘长年祈福，不再千里奔走，也不再出城下乡。只是他们不得不先后辞世，而今我只能向青山作揖。
记得前些年，当年关里父亲看见我给女儿买新衣，他总逗她，“你爸爸比你爸爸的爸爸有出息，这衣服多好看呐。”父亲唏嘘的肯定是我衣衫褴褛的童年，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年关。
但这能怪我父亲么？
不能。那不是一个物质丰厚的年代。我记得父亲也是逗过我的——当他不能给我的年关添置新衣，他就给我说那些“新衣”，父亲极善描述，他总是说，儿子你要是穿上怎样怎样的衣服，将会怎样怎样好看——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童话，也是另一个版本的“皇帝的新衣”。衣服当然只能听，并不能穿。但父亲藉此给了我最好的幻想力。我后来对于文学的热爱大概缘于此吧。每到年关我都深深怀念这份难得的礼物。
父亲也多次向我说起他的父亲，我的祖父。那个一直在江西打铁的铁匠，每到年关都会带着他的族兄族弟从江西一路回家，用花车，也就是木质的独轮车，推着打铁的行头，推着腊鱼腊肉，推着整车白花花的银元，回家。那时家里颇为殷实，有满仓的稻谷，似乎也有“满仓的银元”。父亲则是一个读私塾的少年。我打铁的祖父十分珍视老年得来的儿子，我姑妈是比我父亲大了整二十岁的。但当抗日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安徽沦陷，江西也沦陷了，某个年关，父亲并没有等到推着花车回家过年的祖父。这个冒失的少年决定千里走单骑，去江西瑞昌寻找。
这是怎样冒失而神奇的故事，那要穿过多少侵略者的岗哨。但这个固执的少年在新年的寒冷里，真的在一个被战火焚烧的村子里找到了正在叮叮当当打制刀具的祖父。年关之后，他们在战火的废墟里相逢。
我一次次问我父亲，我爷爷为什么去江西打铁？我女儿也一次次问我，为什么让她到南京学日语？多少个年关，这都没有答案。
而每一个年关，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年关啊。我女儿进得家门，急匆匆楼上楼下参观，啧啧有声，“不错，不错”——是表扬我吗？这啧啧的“不错不错”倒是地道的方言。